发展三类互联网技术 建设新时代网络强国

发展三类互联网技术 建设新时代网络强国本站　　习总曾强调，“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习总曾强调，“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这些论断一方面说明了互联网技术水平是衡量新时代网络强国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要继续在互联网技术研发方面下大力气。

　　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国就开始探索计算机芯片等技术产品的研发，并借助后发优势，吸收和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信息化发展。在新的时期，中国要建设网络强国，则需要在互联网领域持续创新，真正掌握互联网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

　　互联网技术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

　　基础技术、通用技术是具有基础性、通用性的网络信息技术。所谓基础，意味着没有这些技术作支撑，中高端网络信息技术就难以得到发展，只有前者实现突破，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才能推动后者强劲发展。所谓通用，就是说这些技术带有普遍性，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的关系最为密切，肩负着使互联网得到普遍使用的责任，决定着互联网的发展水平和程度，决定着互联网能不能得到普及、如何普及、普及后的效果又是如何，决定着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融合度。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互联网基础技术、通用技术的研发，为建设网络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是富有自身特色、能够在关键环节或关键时刻出奇制胜的网络信息技术。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具备全面的技术优势，但如果拥有了这种“非对称”的优势技术，也就具备了竞争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保证网络安全、维护自身在网络空间的合法利益，必须得掌握一定的“杀手锏”，使之能够缓解在互联网竞争和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和处境。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赶超战略，加快研制出具有独特优势战略技术，抢占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制高点。

　　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是网络信息技术领域中具有前瞻性的技术。所谓的前沿，一定是对传统技术的颠覆和创新，是未来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种技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创新创造能力及市场活力，影响着一国技术和产业的迭代，对于保持自身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要抓住互联网带来的历史机遇，仅仅依靠传统的、现有的互联网技术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发展具有前瞻性、颠覆性的互联网技术，在这些技术萌发之初就予以推进，使我国成为技术赛场和规则的主导者、制定者。

　　一是我们需要分梯次、分门类、分阶段地推进互联网前沿战略性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基础民用技术等的创新。当然，坚持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闭守与排外。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需要始终坚持全球视野，深入开展国际互联网技术合作交流，充分利用全球技术创新资源。另一方面，有些技术如果从零开始，反而会提高开发成本，浪费时间和金钱，增加产品的不稳定性。这就需要对技术做全方位的认识，区分出哪些技术可以引进吸收，哪些技术适合合作开发，哪些技术必须自主创新。

　　二是要以公有制网信企业为主导，同时发挥好非公有制网信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离不开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推动作用。同样，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两者都应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承担者和实践者。

　　一方面，要积极依靠公有制网信企业的创新力量。必须鼓励它们勇担技术创新和研发主力军的使命，加强战略、技术、标准、市场等沟通协作，同时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实验室体系。

　　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民营、外资等非公有网信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要发挥他们互联网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作用。要采取更为宽松的审批、融资、税收政策，广泛吸引内资、外资进行创新创业活动，解决好中小微非公有制网信企业融资难、税负重等问题，不断完善网信方面的法律法规，保护互联网技术发明专利，建立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规避安全风险，打造便捷高效、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三是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打通互联网领域的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推动互联网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与民生领域应用广泛结合，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高效结合，使互联网技术在发展数字经济、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网络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线

　　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形成客观性认识、本质性理解与自觉性认同是提升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度的必然逻辑。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义性，就体现在它强调各国在追求本国正当利益时应该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应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