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双角色机制”提升网络舆情沟通效果

以“双角色机制”提升网络舆情沟通效果本站　　作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齐佳音；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网络空间先进技术研究院荣誉院长 方滨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作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齐佳音；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网络空间先进技术研究院荣誉院长 方滨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为了更有效地建立我国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应加强网络舆情中政府沟通机制的创新尝试。

　　自1996年“互联网治理”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以来，世界各国通过行政干预、法律规范、技术手段等来推动互联网治理。虽然这些治理方法非常必要，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得不承认，传统的互联网治理针对的多是“互联网信息”本身，较少考虑到互联网背后的网民。传统治理虽然实施简单、方法直接、见效迅速，但不得不承认，它们普遍存在着介入晚、成本高、反弹大、负面效应强等问题，多是治标不治本的，是急需改善的。

　　管理各种社会活动，其最终目标都是要回归到人性和人心上来。虽然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社会，但是网络空间中的网民是真实存在的“人”。要达到对互联网治理的“标本兼治”，就要从浩瀚的互联网信息中跳脱出来，紧紧围绕网络背后的“人”来展开。

　　政府天然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这使得政府难以在回应速度要求较高的新媒体时代第一时间准确回应网民关注。这要从政府功能的本质来思考。一是因为政府太权威，一旦太权威，政府就没有纠错的机会；二是，政府应对是有一套决策程序的，使得它没法快速应变；三是，应对中，由于网民的“主流疲劳”心理，政府应对太快也不见得是最好效果，因为政府的发言如不谨慎，将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结合新媒体时代网民心理的特性来看，政府在新媒体中应要找到代言人，运用代言人与公众实现更加平等的交流，从而建立起高质量的互动关系。我们将这种政府代言人与政府亲自出场的双角色网络舆情沟通机制称之为A-B双角色沟通机制。

　　在该双角色沟通机制中，政府是A角，政府的代言人是B角。那些涉及较多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决策、一些突发性的网络舆情事件、或者一些公众十分关注的热点事件处置等，政府需要获得真实的社会各方面的态度，来进一步做出决策的情形，都非常适合通过B角以更加平等、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有弹性的方式来先行进行真实社情沟通，然后择机由A角色再进行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直接公众沟通。对于B角的选择，可以是行业协会、学会等专业领域组织，也可以是专业领域的学者、专家等。通过A角与B角的动态有机配合，就能够实现既充分沟通社情，又能让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权威性，彰显公信力。

　　网络空间虽已日趋清朗，但不可否认，目前的治理手段仍显不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我们从更高的站位和更开阔的视野来推动网络综合治理，让多元主体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更有效的互动关系。通过一些试水性的网络互动来听取网民的意见，切实保障公众的实质性参与，从而将群众和党、政府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

　　网络舆情沟通A-B双角色机制是在网络声音完全封堵与网络声音完全开放之间试图找到一种平衡，既利用新媒体高效的沟通传播能力又规避其难以预测的演化破坏力，目标是在新媒体时代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特别是青年群众基础，对治国安邦，确保安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