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攻击 新闻科技技术有哪些

　　本文将“网络”作为逻辑起点，分别从物质形态、专业认识论和行业生态三个维度，全面剖析数字新闻实践的基本结构和作用机制

　　本文将“网络”作为逻辑起点，分别从物质形态、专业认识论和行业生态三个维度，全面剖析数字新闻实践的基本结构和作用机制。基于对传统线性框架的摒弃和新的网络化思维方式的建立，本文尝试建立理解数字新闻实践的新阐释路径。这一新路径立足于数字新闻网络的物质性，主张在认识论层面全面重构关于新闻实践的原有假设，并围绕网络结构的不确定性动态地解释数字新闻生态的演化规律。本文进而指出，数字新闻学区别于经典新闻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于其理论和实践拥有共生的关系，而对网络的准确认识是人类基于数字新闻经验实现认识论革新的起点。

　　过去二十年间，随着数字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社交网络平台的崛起，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一种新的、基于“网络”（network）的社会形态逐渐形成。无论个体行动者还是组织行动者，如今都成为不同网络的节点；而物质的生产、信息的流通和权力的扩张都不得不依赖对“网络”的维系。

　　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部门，新闻业自然也“卷入”网络化进程，新闻的形态、新闻传播的程式和整个新闻业态都因此而发生巨大变化。概言之，一种网络化的逻辑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渗入到新闻生产的实践，新闻流通与分发的方式，以及新闻记者的职业认同与专业理念之中，全面改造着当代新闻业的文化。面对这种变化，学界需要对既有理论框架做出反思，超越经典新闻学的线性阐释模型，基于对“网络”的准确理解重新构建对新闻实践的有效解释。只有将“网络”作为理解数字时代新闻实践规律的起点，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对传统学科认识论的突破，令新闻学葆有对行业实践的解释力。

　　本文是一篇深入的观念探讨型文章。立足于对前沿理论文献和经验研究成果的解读，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创性的阐释框架，该框架包括物质形态、专业认识论和行业生态三个构成维度。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来整合既有的观念探讨和经验研究，我们得以较为全面地剖析“网络”在数字新闻实践中的基本结构和作用机制，以及数字新闻实践的网络如何在新闻业与数字化社会之间建立连接。这项讨论的首要目标在于构建数字新闻学的认识论，探索准确理解数字新闻实践的阐释路径。

　　在数字信息生态下，“网络”首要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后续有关网络的一切隐喻修辞，都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

　　媒介的物质性（materiality）近年在学界广受关注，很多研究者致力于讨论媒介技术作为一种实在物质的客观属性及其对信息传播和认知塑造产生的影响，他们的思考构成了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物质转向”。其中，有关媒介作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分析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为我们探讨数字新闻网络的物质属性奠定了认知基础。

　　“基础设施论”认为，信息网络所具有的物质性，首先体现在数据的生产与流通均依托于实体的物质材料网络攻击 新闻。如果没有本地数据中心存放的硬盘存储数据，没有铺设于城市之间的电缆与光纤传输数据，没有作为终端的电子设备的处理器与屏幕显示数据，信息网络根本无从谈起。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信息网络的存在是以具备实体的物质性网络为基础的。例如，有研究表明，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中国政府主导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密不可分，政府投资铺设的电缆与光纤不仅提升了网络速度，还降低了普通用户的使用成本，从而极大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物理形态的网络的发展是信息网络具有实际意义的基础，这一点无可置疑。与可供性（affordance）分析类似，基础设施研究所秉持的物质性视角也强调网络的内在属性为行动者提供的可能性以及限制；但基础设施研究更强调技术的物质层面，而非人对技术的认知和话语建构。

　　深入阅读新闻史，我们也会发现科技技术有哪些，具有物理形态的物质网络是推动新闻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电报诞生前，新闻的传递依托于驿站系统，报纸与货物一同由马车在各个城市间输送，于是新闻的流通和交换不仅拥有明确的介质（报纸），也同时建基于由马车与驿站组成的实体网络。离开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新闻都不能成为“事业”。随后，电报网络逐渐取代了驿站系统成为新的新闻流通“基础设施”，尽管这一新的网络由看不见、摸不到的“信号”构成，但它仍然是物理世界中的实体。美国电报网络的发展得益于莫尔斯码的发明，莫尔斯本人也成功说服美国联邦政府投资建设连接各城市的电报线路。有趣的是，电报线路起初并非埋藏于地下，而是架设在街道上方，其高度的可见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向大众昭示着信息传递网络的物理特性。而我们回顾数字新闻发展的历史时，会发现数字新闻网络的诞生同样是以新技术的物质性为前提的。换言之，正是数字技术的物理特征“培育”出了数字新闻的独特形态。当然，我们需要强调，重视技术及其物理性质在文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鼓吹技术决定论，而毋宁是在强调任何传播形态和信息生态的形成都有其物质基础。正如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在其著作中所论证的，新闻网络的诞生是媒介技术、商业利益和公共决策共同影响下的产物，而技术为变化提供了基础的可能性。

　　然而，在当下的研究中，数字新闻网络的物质属性往往被忽视。事实上，互联网巨头并非仅仅通过建设平台（platform）的方式影响新闻生态，他们还深度参与到全球通讯网络的建设之中，而这一行为对新闻业的影响却鲜有学者展开讨论。比如，微软与Facebook于2017年合作修建了跨大西洋海底电缆Marea，这条电缆穿越大西洋海底将北美与欧洲连接起来，数据传输速度提升至160太比特/秒。2021年8月，谷歌和Facebook又联合宣布，将参与2024年新海底电缆系统的开发，以改善亚太地区的互联网连接。数字信息平台及其背后的互联网公司不仅扮演了驿站车夫的角色，更成为驿路的修造者和报纸的印刷商，它们所构建的网络是数字新闻行业发展的“基底”。这种“包办式”的网络化进程已经吸引了批判理论家的关切。如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便号召学界关注高速发展的电子媒介机器生产造成的过度消费及其对信息生态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有伦理学家呼吁从阶级的视角出发讨论电子行业的发展，关注电子设施与设备的生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除去能够被触摸到或观察到的物质实体，数字网络还具备一种“数字物质性”（digital materiality）。我们可以将“数字物质性”理解为一种有别于“硬件”的“软件”属性，比如特定媒介的技术可供性，或特定平台的产品特性或技术规则。这些属性引导并规制着新闻网络中行动者的行为，也塑造着基于该网络而生的文化生态网络攻击 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数字物质性对于我们理解新闻网络更具理论价值，因为它为具体而客观的网络的形成与运作提供了可供阐释的语境。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理解数字物质性与新闻网络之间的关系。

　　首先，数字物质性在数字新闻网络的形成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由搜索引擎、新闻服务商、社交媒体等行动者构成的数字信息网络，大抵经历了从独立网站到数字平台的平台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简称API）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将API理解为一套被行动者广泛约定并接受的协议，期望进入网络的行动者必须要遵循这套协议进行程序开发，从而实现不同应用软件之间的连接。对平台化持乐观看法的研究者认为，平台具有计算性、象征性科技技术有哪些、建筑性等特征，允许独立开发者在平台提供的API基础上从事创新，为用户提供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机遇，同时又构建出一个促进平等、消除限制的表达空间；而用户、软件开发者、新闻从业者甚至是广告商等不同数字新闻行动者只能通过平台实现相互连接，在API构筑的交互性网络中实时调整自己的内容生产、管理运营和应用开发策略，最终构成数字新闻的业态。作为数字媒体的一种基础的“数字物质性”，API就是行动者共同编织新闻网络的原始规则，所有其他规则都是在其前提下衍生出来的。

　　其次，数字物质性决定了新闻网络既连接行动者，也同时限定行动者的行为。这是因为，API为平台提供的“开放性”（openness）实际上是有限度的。在理论上，平台赋予行动者的自由度与平台自身的运行效率存在根本矛盾：开放性使行动者有更大的自由去创造内容甚至开发平台，形成良好的平台内容生态；但没有监管的开放性又会限制平台提供基础服务的能力，降低平台的运行效率。因此，几乎所有平台都会通过对API的管理来限定自由开发者必须遵循特定的系统规则进行功能开发，被平台摒除在外的代码所提供的可能性由此被剥夺。遵循这一原则，基于API生成的平台架构（architecture）实际上决定了新闻内容生产者以及消费者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和资源的内容及其形式。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隐藏在平台服务之下的，不会轻易被使用者察觉。类似地，传播与媒介研究者的行为也受到API的限制。例如，推特作为数字媒体研究的重要对象，其API规则却并未开放对历史推文的爬取权限，想要抓取历史数据的研究者必须要向平台申请。随着数字平台的不断扩张，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不仅平台内部的各个部分将被不断整合，处于平台外部的数据也需要为平台化做好准备，受到平台的规制。

　　最后，数字物质性决定了数字新闻网络的基础设施化过程。基于API的规则衍生能力，平台势必持续扩张，其提供的功能也越来越丰富，不断将先前由不同主体承担的服务功能纳入到一体化方案之中，最终成为实质上的基础设施。大量的经验研究印证了这一判断。比如，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平台对新闻产品的包装、新闻内容的数量级、新闻流通的时空限制、新闻把关的机制以及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等，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再如，有研究者发现，地方新闻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信息传递和参与的主要渠道，而随着Facebook等数字媒体平台的崛起，地方新闻机构逐渐被替代，成为半独立的平台信息服务提供者，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新闻”（local news）已不复存在，这意味着人们通过阅读本地新闻实现的对于本地公共事务的理解，不得不与一个超本地的（trans-local）、难以完全想象和把握的语境联系起来。如今，不止新闻机构和新闻用户依托平台参与网络化新闻实践，就连政府机关、警局、非政府组织也都依靠数字平台发布信息，建立并维系自己的社群。这实际上表明，我们已不能将数字新闻网络理解为一个单纯的专业性信息交流网络，而应当看到它边界的扩张和外延的泛化——亦即我们所说的基础设施化。

　　一种物质性的实体和架构，必然会培育出相应的观念体系和认识论。这在蒸汽印刷机与大众报业、声光电技术与广电新闻业的关系的历史中得到印证。简言之，数字信息网络不但为新闻业提供了基础物质架构，而且也通过塑造一系列实践模式，全面重构了新闻从业者和大众的新闻专业认知。这要求我们以“网络”为内核重新组织理论思维，准确认识数字新闻业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在认识论（epistemology）层面对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模式和新闻职业边界进行反思。

　　在数字新闻生态下，新闻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不再由记者主导完成，而成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化生产过程。从这一视角出发，数字信息技术不仅仅将记者、用户、意见领袖和社会组织等行动者简单连接起来，更是形成了一个在各个层面上重新分配生产资源和要素的网。而在这个网络中科技技术有哪些，机器和用户（受众）扮演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这使得记者不得不重新定义自身与机器和用户在新闻生产中的关系。

　　首先，是记者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在数字时代，大量信息被创造和流通，其规模远非传统媒体时代可以想象和企及。由于人类的运算能力无法处理如此庞大和复杂的数据集，因而数字新闻机构在进行新闻生产活动时不得不求助于计算机和具有学习能力的算法。机器以及算法带来的工作效率的提升，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的工作流程，加大了新闻从业者日常工作的压力，新闻从业者也因此将机器视为威胁自己专业权威性的竞争者。于是，在数字化初期，我们看到记者群体普遍通过强调人与机器的区别来保护自己新闻生产权威的合法性。比如，记者会强调机器与算法无法从事调查性报道，无法像记者一样针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这即是一种将人机关系对立的认识。此外，也有记者将机器界定为人类从事新闻生产活动的助益或补充，他们强调：一方面，机器能够拓宽新闻信息采集的维度，提升新闻生产效率，辅助记者更好地完成其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将新闻生产中大量枯燥的重复性工作指派给机器，从而将人类记者解放出来，以追求更具突破性和挑战性的专业实践。在这一观念下，尽管机器在新闻生产中的位置依旧被置于人类之下，但它们不再被视为记者的敌人，而是可以被记者驯化的辅助生产要素。不过，在记者群体中还存在第三种人机认识，这种观念将人机关系视作一种整合性关系，强调未来的新闻内容部分由机器生产、部分由人类生产，二者间不存在高低之分；这一视角与中文语境下的“人机协同”概念相似，不着眼于区分人机的优劣，而是强调二者的协作与共生。对人机关系的理解不断重塑着记者的日常生产活动，也为数字新闻编辑室的管理与发展预设了方向。可以预见，关于人机关系的认识论问题，将随着数字技术的逻辑不断介入新闻生产而变得愈发复杂，也愈发重要。

　　其次，是记者与用户（受众）的关系。在传统媒体环境下，记者的认知权威首要来源于其自身以及其背后的机构对权威信源的垄断。然而在数字新闻生产中，被技术赋权的用户打破了上述垄断。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理解“用户的崛起”。一方面，数字新闻用户超越了传统受众身份为其行为设定的诸多局限，使之获得了与记者协同生产的权力。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数字信息网络为记者提供海量的用户新闻消费数据，具体到每一条新闻的阅读、点赞、评论情况；这些数据能以极快的速度反馈至记者处，在为记者提供生产策略调整依据的同时，也显著加大了记者群体的工作压力。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实时反馈服务改变了新闻的全行业生产策略，使“避免引起争议”成为地方新闻生产的主要考量。从“揭示”到“回避争议”，意味着新闻生产网络化的物质性带来了新闻观念的巨大转变。另一方面，数字信息网络的形成也为新闻用户创造了转变身份的空间，不但令部分用户拥有了（准）专业生产者的自我认同，而且也给职业记者的身份认同制造了危机。数字时代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的典型形式是“众包新闻”（news crowdsourcing），在这种生产形式中，用户不仅与记者分享有关事件的信息，还分享新闻写作的建议，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介入乃至主导新闻生产。例如，2009年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巴以冲突中，半岛电视台邀请观众上传他们自己的照片和视频，协助报道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并与以色列官方展开的媒体报道相抗衡，成为传统新闻机构吸纳用户参与生产的标志性事件。众包新闻的另一个知名案例是2009年卫报主动邀请公众一同检查有关英国政客财政丑闻的数十万份文件。无论作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用户都已经进入原先由记者把控的专业新闻生产的领域，不仅“记者-用户”的传统关系需要从网络的视角重新进行审视，“记者-用户”话语本身所包含的权力关系也需要被重新讨论。

　　基于数字信息网络的新的传播逻辑不仅对新闻从业者的技能提出新的要求，还让新闻记者的职业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如前文所述，记者与机器以及用户（受众）的关系从“主客二分”变为“协作共生”，破坏了长期由职业新闻从业者主导的传统新闻生产模式，制造了新闻职业的知识权威危机；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职业都不会因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骤然消亡，而往往会通过“重新定位”的方式获取新的生命力，而数字新闻学理论的发展正是要准确锚定这一“新定位”。数字时代，谁是记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乎新闻学理论和大众观念如何认识新闻职业，并要求研究者立足于具体新闻生产实践，以专业意识形态（professional ideology）为切入口，动态而细腻地阐释数字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状况。

　　在前沿理论文献中，有关新闻职业边界在数字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讨论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数字记者”与“传统记者”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差异受到研究者群体的广泛认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传统记者职业身份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其将新闻生产视为一种知识生产实践的集体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记者体认并捍卫这一职业的话语权威，并通过为受众赋予“知识接受者”角色的方式，建立新闻职业的认知共同体。简言之，在前数字时代，记者通过撰写报道传授知识，受众则通过消费新闻认可记者对知识进行生产的合法性，职业新闻的边界得以锚定。然而，在数字新闻网络中，上述逻辑链条的多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进而使得新闻职业边界得以确认的认识论基础受到动摇。

　　首先，基于数字信息网络的新闻仍然是一种权威性的知识吗？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给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此处仅选择一个角度：互联网的主导使得新闻业对时效性的追求达到极致的程度，大众对新闻时效的要求也远远高于传统媒体时代，这就迫使记者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通过牺牲准确性和品质来换取新闻发布的速度。但这样就足够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记者永远不会比身在现场的普通用户更早了解事实，也不会比算法生成的自动化报道更快完成对新闻内容的撰写和分发。既然如此，记者报道的新闻的权威性基础何在呢？这不仅是一个新闻实践问题，也是一个新闻理论问题。

　　其次，在数字时代，记者从事新闻生产所采用的一整套操作规范，是否依然具有权威性？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新闻记者所秉持的专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对重要信源（如政府部门）的垄断为前提的；而在数字时代，机构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以及机器人写作的兴起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闻生产效能的提升，更是记者垄断信源时代的终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由政府部门直接通过自有信息渠道发布新闻，其权威性都要高于经过记者采访和撰写后的“中介版本”。这样一来，记者用来收集、解释和再定义信息的一整套操作规范又有什么存在意义呢？这或许意味着对数字时代新闻职业边界的理解，须超越“知识权威”的陈旧框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数字信息网络中，究竟谁具备生产新闻的资格（qualification）？在理论上，似乎一切具有信息生成能力的行动者，包括机器人、普通用户、意见领袖、社会组织等，都可以是“新闻生产者”。但正如信息具有品质和价值层级一样，数字信息网络也具有一种带有层级色彩的认识论结构，这也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数字信息都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也即并不是所有的信息生产者都可以被命名为记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归根结底是一个重建新闻认知秩序，乃至新闻规范理论的过程。对于新闻学研究者而言，锚定数字时代新闻职业的边界，意味着对网络结构天然具有的去权威性特征进行反思，从一种近乎本质主义的新闻认识论出发，界定“谁是记者”“什么是新闻”。

　　前文我们分别在物质性和认识论维度，探讨了“网络”作为一种基础结构对于数字新闻理念与实践的重塑。这两个维度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新闻业的总体风貌。借用克里斯·安德森（C. W. Anderson）的观点，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以一种“根块式”而非线性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

　　用“生态”而非“业态”来界定数字新闻业的总体风貌，意味着对数字新闻网络内部各要素的行动关联性和价值互动性予以更高的重视，以及对一种“健康的”信息生态的追求。具体而言，从“网络”的视角出发，研究者应“总体地”（holistically）把握和解释新闻业的现状和规律，并真正将构成新闻网络的所有节点——包括技术、新闻内容、机器以及职业和非职业新闻行动者——视为平等的新闻传播主体加以重新理论化。在这一过程中，发端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及其话语体系呈现出了强大解释力，正在成为数字新闻生态理论最主要的观念来源之一。在ANT的倡导者看来，人、理念、物质技术以及一切人的建构物都处于复杂的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一项存在于这些关系之外——这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文本之外，别无一物”颇有些相似。而这些复杂关系构成的网络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基底，对于新闻业的分析也必须放置于网络与关系之中。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理解作为新闻生态的网络。

　　首先，我们需要反思完全以人为中心对社会关系进行考察的理论化思路，而应尝试将网络中一切人与非人的要素视为行动者（actant）。基于这一观念，人与技术、建构物以及理念都被平等地、没有前置判断地放置于同一社会关系中，并尽可能摒除主体与客体之分。ANT的重要倡导者拉图尔（Bruno Latour）即将包含技术物在内的一切非人类因素以及人类均视为不同的行动者，不同的行动者在不断的互动中形成某种“联合”（association），从而构建了社会所处的网络。在数字新闻生态下，一位用户使用手机阅读微博上某一新闻机构发出的报道，这一看似简单的日常新闻消费行为所依靠的正是整个数字新闻实践的社会网络：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互联网，手机生产厂商制造阅读新闻的终端，微博公司供给了社交媒体服务，程序员撰写的算法程序使得新闻能够出现在用户的界面，新闻媒体机构以及新闻记者出产了作为可供流通和消费的新闻报道，再加上用户的使用行为本身，才形成完整的实践程式。人、机器、技术和传播理念中缺少任何一项，这一行动都不可能完成。此外，更宏大的视角还会考虑特定政府的新闻政策对新闻发布及传播过程的影响，以及平台的广告规则如何左右新闻机构的收入来源等问题。总之，是不同行动者提供的诸多要素共同构成的“联合体”，使数字新闻生态的形成成为可能。

　　如前文所述，新闻生产、新闻记者的职业边界以及新闻理念在数字时代均面临重塑，现在我们可以从新闻生态入手来审视这些问题了。例如，我们指出与前数字时代相比，记者在新闻生产机制中扮演的垄断性角色不复存在，如今我们要看到这一转变是在由技术、人、理念等不同行动者组成的网络中成为可能的，它不单纯是一个传播渠道或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果。只有对数字新闻生态下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阐释，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对此，很多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的经验依据。如有研究认为，社交媒体成为新闻采集活动的基础设施这一事实，改变了新闻采集的固有结构，使得情感因素更加显著的影响记者与信源的关系，进而削弱了原有的权威性专业关系；有研究指出，数字信息网络重塑了新闻职业本身及其内部劳动分工的各种边界，不仅记者与用户的边界逐渐模糊，不同类型新闻从业者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模糊，APP开发者不再视自己为新闻分发渠道的支持人员，而将自己视为新闻内容生产的伙伴（content partner）；还有批判学者认为，数字信息网络重构了整个新闻业的经济学，数字媒体生产的经济效应使得新闻机构更加依靠读者的反馈，在生产过程中将读者放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用户也因此获得更大的议价权。总而言之，从网络的视角出发，我们得以调整单一的、线性的推理逻辑，以更精准的方式解释新闻生态及其社会意涵。

　　其次，基于网络分析的新闻生态理论反对社会决定论，认为本质意义上的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并不存在，因此不能将新闻业的任何变化单纯归因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拉图尔即将涂尔干（Emile Durkheim）、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传统称为“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这一学术传统认为既然所有社会领域都存在于社会中，那么对任何具体社会问题的分析最终都要落脚于宏大的社会分析。因此，一旦某个具体领域的问题无法在该领域内部解决网络攻击 新闻，遵循这一传统的学者便会诉诸宏观社会力量（如传统、结构、惯例），试图用一种近乎决定论的逻辑来寻找答案。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小生态”的自洽性和合法性，其背后则是一种顽固的结构主义潜意识网络攻击 新闻。

　　社会决定论尝试为人类社会的所有现象提供一种终极的解释，但至少在新闻学领域，由这一逻辑前提出发产生的理论框架业已陷入高度僵化，有很多甚至是相当褊狭的，比如关于数字新闻业的一些严重脱离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分析。当然，这不是说社会决定论是错的——将新闻业的变迁理解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有什么错呢？在这里，我们毋宁是在强调任何一种形式的决定论其实都体现了一种理论怠惰，绝对正确有些时候意味着平庸。我们需要看到，社会的“大生态”和行业/领域的“小生态”对于解释行动者的行为逻辑而言都很重要；而后者因其敏感、微妙和易变，而往往具有更突出的理论价值。

　　因此，将新闻业把握为一种“小生态”，意味着我们不能将所有行动者简单丢放到一般性的社会情境中，并不假思索地声称“所有的发展是依托具体社会背景的”，因为这无益于理论的成长。我们应当做的是观察新闻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关系和互动，以此为基础去描述和解释其行为逻辑，并归纳出具有可推广意义的类型（patterns）、限定（limitations）和规范（norms）。新闻业的数字化起源于技术进步，但技术远不是单一的、终极的决定性力量。有研究者即强调，新的技术往往是以一种“无缝隙”（seamlessness）的状态改造新闻实践的，它终究是一种参与性、介入性的要素，必须要在很多情况下掩藏甚至压制自身增殖的规律来实现对“小生态”的有效塑造。对数字新闻生态来说，技术扮演的角色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技术通过建构和想象新闻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网络来实现对新闻实践的改造。对此，克里斯·安德森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数字新闻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应当是一种被改造过的民族志（ethnography）：具体而言，他呼吁新闻学研究者将民族志方法融入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采取既将自身 “置于某一特定时刻”，又尝试 “脱离具体情境”的理论化策略。未来的新闻学理论的发展，将取决于研究者如何在“大生态”和“小生态”之间寻找平衡。

　　最后，立足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网络结构，我们应当以动态的、语境化方式去解释不同的新闻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从“大生态”来看，技术对社会以及包含其内的新闻业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在不同时间、不同社会中，同一技术可能被不同群体以不同方式使用，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在人与技术以及其他行动者构成的“小生态”中，技术的影响会被相对稳定地固定下来，而这种“固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换言之，技术的发展方向拥有诸多潜在的可能性，其中某些可能性在社会不同因素的互动中被逐渐确定并得到加强，形成最终我们观察到的影响。此外，在一个网络形成的过程中，行动者之间也会存在冲突；或数个子网络被吸入进高层次的网络中时，子网络的利益可能会被高层级网络侵占。而这一动态的过程需要动态的解释，任何脱离具体生态语境的新闻理论都会掉入非辩证的陷阱。对此，ANT的倡导者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要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即至少在理念上所有事物都是不确定的科技技术有哪些。

　　数字新闻生态的这种不确定性与当代社会理论界对现代性的讨论不谋而合，无论是乌尔利希·贝克（Ulric Beck）所谈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还是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都旨在说明当代社会（也可以称作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规律是建基于不确定性的。在新闻学研究范畴，面对不断变化的新闻业，学界也形成了一整套尝试对不确定性进行理论化的话语体系，而位居这套话语体系中央的概念正是“危机”（crisis）。近年来，有关新闻生产、新闻职业认同、新闻价值理念等一系列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再探讨”都围绕着传统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危机展开。以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为代表的经典新闻理论家表示出对这种新的理论化路径的忧虑，她认为尽管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经历的种种危机具有现实基础，但有关危机的话语并不足以让我们实现新闻学理论发展的全部目标，她进而主张反思对“不确定性”的合法化，期望将当代新闻业面临的境况调整为可定义、可阐述、可控制、可摆脱的对象。而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对“客观性”理念在数字新闻理论体系中的坚持，也体现了类似的意图。因此，我们最终仍回到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这一古老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辨析和争鸣，也将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数字新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于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和新闻业来说，“网络”（network）既是一个需要被观察和阐释的现实结构，也是不断激发理论想象力的隐喻和意象。以网络为认知的起点，我们得以实现对经典新闻学概念体系的改造，形成一种新的阐释路径。这一新路径立足于数字新闻网络的物质性，主张在认识论层面全面重构关于新闻实践的原有假设，并动态性地解释数字新闻生态的演化规律。

　　我们需要看到，数字新闻网络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甚至是混沌的和易于失控的；但与此同时，由网络生发的种种讨论又给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带来了丰富的可能性。理论既可用于解释实践，也可用于引领实践，而网络的思维使得数字新闻学体系得以超越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逻辑统一。如今，正如我们无法清晰辨认新闻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边界一样，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划定边界的行为也变得不再有意义，因为哪怕是新闻学研究者——作为网络中的一种行动者——其实也在通过自己的理论工作、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新闻生态的塑造及其培育的实践体系。新闻正在超越“专业信息系统”的狭隘定义，泛化为一种一般性的“公共信息关系”。而数字新闻学区别于经典新闻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正在于理论和实践在其体系下拥有共生的关系。作为受技术影响最直接也最深刻的社会范畴，数字新闻实践及其理论化的经验或许能够为人类在总体上改造自己的认识论做出贡献。而这一认识论的起点，就是对网络的准确认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20&ZD318）阶段性成果]

　　（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何仁亿：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