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报道性骚扰 性侵案件？来自三位女性记者的建议

如何报道性骚扰 性侵案件？来自三位女性记者的建议本站　　德国记者 Juliane Löffler 花了三年时间调查一位德国知名医生滥用职权对病人进行性侵犯的故事

　　德国记者 Juliane Löffler 花了三年时间调查一位德国知名医生滥用职权对病人进行性侵犯的故事。报道发表后不久，这位医生却采取法律行动迫使报道撤稿，令处理法庭禁令成为 Löffler 报道这个故事时面临的诸多困难之一。

　　肯尼亚记者 Rael Ombuor 调查过非洲一些国家的转换疗法——试图改变某个人的性取向或压制他 / 她的性别认同的做法。期间，Ombuor 甚至需要进行卧底调查，如何保护自身安全成为必要考量。

　　德国之声驻土耳其记者 Burcu Karakaş 曾报道堕胎、和性别问题。她认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调查选题，可以确保报道中的性别问题得到重视，并明确政府在其中的责任。

　　在不久前举行的 GIJN 的女性调查记者交流研讨会上，三位记者对于如何报道性骚扰 / 性侵案件，分享了她们的建议。图：Shutterstock

　　德国记者 Juliane Löffler 花了三年时间调查一位德国知名医生滥用职权对病人进行性侵犯的故事。她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医生被指控的几个案例。

　　但在洛夫勒与另一位记者发表了这篇报道后不久，这位医生就开始采取法律行动，迫使刊登报道的媒体进行了撤稿。洛夫勒现在为 BuzzFeed News 撰稿并在《明镜》杂志（Der Spiegel）担任编辑。

　　在不久前举行的 GIJN 的女性调查记者交流研讨会上，洛夫勒说，如何处理这位医生提出的法庭禁令是报道这个故事时面临的诸多困难之一。

　　洛夫勒说，对 #MeToo 故事的报道可能特别困难，被指控人是有权势的人物时，法律上的反击是常常遇到的事情。而在这类报道中，收集可靠的证据很困难，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目击者来核实受害者的证词。

　　她说：“有时事情是发生在很久之前，很难重现（当时的场景），另外一些受害者受到了创伤，而受到创伤后受害者会存在一些记忆空白。”

　　Löffler 说，她不会去调查一些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的指控：“我必须确保我的报道中的事实有足够证据支持，如果被指控的人要对我进行法律上的追责，我要确保我的报道在法律上站得住脚。”

　　首先，与消息来源建立信任是很重要的。“我告诉人们我是谁，我在哪里工作，他们可以了解我，”Löffler 告诉观众：“然后我告诉他们，我想了解发生了什么。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会讨论我是否可以发表相关报道。”

　　她说，记录与消息来源的对话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当记者试图建立信任时，收起你的录音机可能会让消息源感到安心，对报道过程和时间表的诚实、透明也有助于让你和消息源之间建立信任。

　　“我也试图为我们的对话制定一些规则，”Löffler 说，并分享了她在报道 #MeToo 故事方面的经验。“我解释说，我将不得不仔细询问当时发生了什么：她们是如何被对方触摸的，在哪里，她们当时在想什么，以及为什么她们决定在这个时间点寻求帮助。我还会问她们是否有日记、短信、任何他们一直在记录的东西，让他们先发给我。”同时，Löffler 也让她的消息源可以对她的任何问题说不。

　　Löffler 是参加这次网络研讨会的三名记者之一，这个研讨会希望为调查直接影响女性的议题和没有被充分报道的议题提供经验和资源。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媒体人有 GIJN 的副主任 Gabriela Manuli（左上）、肯尼亚记者 Rael Ombuor（右上）、BuzzFeed 新闻记者和 Der Speigel 编辑洛夫勒（左下）和德国之声的土耳其记者 Burcu Karakaş（右下）。

　　另一位与会嘉宾、肯尼亚记者 Rael Ombuor 曾调查过非洲一些国家的转换疗法——这种试图改变某个人的性取向或压制他/她的性别认同的做法备受批评。

　　Ombuor 也重申了在采访潜在消息源时，慢慢来是多么重要。“当我报道 LGBTQI 或女权主义问题时，我会花时间去倾听，因为这是她们的故事，也因为她们是能更好地讲述自己故事的人。”

　　Ombuor 还指出，调查记者考虑自身的安全是多么重要，特别是在进行卧底时。当她报道肯尼亚的转化治疗中心时，她与司机紧密合作，后者也为她提供了一些人身安全保障。

　　她说，录音设备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报道中，她使用了可以藏在车钥匙里和内衣里的隐蔽录音机。诸如此类的工具，可以让卧底记者更安全，同时确保捕捉到现场的情况。

　　Ombuor 说，虽然卧底调查多年来一直是由男性主导的调查策略，但使用这种方法的女性记者往往会带来独特的视角。但她建议记者不要被卧底的快感冲昏头脑，并警告说：“不要把卧底报道当做一种人生探索。”

　　第三位研讨会嘉宾 Burcu Karakaş 是德国之声驻土耳其记者。她曾报道过堕胎、和性别问题，她建议记者们从自己身边寻找调查线索。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调查选题，可以确保报道中的性别问题得到重视，并明确政府在其中的责任。

　　她指出：“土耳其以大量杀害女性的事件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报道妇女或 LGBTI 问题时，我觉得我是在揭露土耳其政府的态度——他们是如何危害女性生命的。”

　　她补充说，调查记者需要培养一个广泛的消息源网络，可以和非政府组织、律师建立有用的联系。“官员们往往会撒谎，或者并没有重视一些本该重视的东西，这使得与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非常重要。”

　　Ombuor 和 Karakas 都说，记者必须对自己的报道产生的影响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不过 Löffler 提醒说，报道发表后会发生什么就不在记者的掌控之中了。她说：“这要由其他人来决定。“并补充说，作为一名记者，她的工作是“专注于准确地发布信息”

　　Löffler 最后引用了《她说》（She Said）一书的作者之一乔迪·坎托（Jodi Kantor）的话：“（这些事情）永远不会结束”。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有关性侵的指控。

　　Löffler 对这句话深表赞同。她说，对于性骚扰、性侵和性别歧视的调查“是一个无止境的领域”，#MeToo运动恰恰表明了原来“有这么多事情需要被揭开”。